虽然卫生总费用投入绝对数在逐年增加，体现在分配中，2005年医院费用占到65.09%，但具体到每所医院，公共财政支出占医院收入比重却不大。

    刘国祥研究发现，由于公共财政补偿不足，自身补偿就成为医院补偿主渠道，从功能上说，医院费用构成包括不含药品收入的医疗服务收入(即医生劳务、检查、化验等)和药品收入两部分。

    2005年，医疗服务收入占医院费用的一半左右。但这一部分费用，大多由检查、化验获得，主要原因是医院为扩大业务，纷纷上设备。因缺乏对工程项目的市场调查，增加了医疗成本。而为收回成本，提高设备使用率，医院又扩大检查、化验适用范围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纯医生劳务所得收入较少，因物价等原因，体现技术价值的挂号费、住院费、手术费等收费标准并不能反映医生劳务价值，也就是说在药价高涨的同时，医疗工作者的价值却远远落后了。

    药品收入占了医院费用的比例更高一些，2005年全国药品总收入4142.10亿元；此前10年间，药品收入占医院费用的57%～62%，最高为1991年，达62%；目前，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医院“以药养医”的监管力度，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，但仍占40%左右，高于国家规定的占医院费用15%的要求。

    不过，“即使药品收入占到医院费用的80%左右，除去国家规定的15%部分，剩下的65%都要回到药企，所以医院只是‘过路财神’，”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对记者粗略计算，全国卫生总费用2004年达7500多亿，而整个医药体系(包括药厂、流通领域药企、零售药品企业)一年产值是3370多个亿。

    “如果卫生总费用80%是用在医院，约有6000亿，其中药品收入就有3370亿元，剩下的2000多亿才是将近70000多所医院创造的收入。”于宗河分析道。

    同时在药品收入中，门诊药品收入所占比重最大，为60%；住院药品收入占29.11%；零售药品收入呈现逐年递增趋势，由1990年的4.59%增加到1998年的16.05%，直到2005年的20%左右。

    “这是由于看病费用高，医院和零售药店之间有差价，所以一些常见病和慢性病采取自我诊疗的比例大幅度上升，从而使零售药店收入猛增。”刘国祥分析。

    他指出，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，原因之一是卫生机构在提供卫生服务时，通过多开检查单、化验单及用药处方等获得收入所造成的，而这一部分费用最终还是摊到居民个人卫生支出费用中。

    这也是我国卫生服务补偿政策和价格政策之间存在不合理所致，“为了控制卫生费用不合理增长，必须调整卫生机构不合理收费结构，实施医药分业管理政策。”刘国祥说。

    即使卫生总费用落实到医院费用分配层面，但不同层级医院，所获得费用的比例也有很大不同。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分析，1990～2005年，城市医院所占卫生费用比重基本保持上升趋势，从32.76%上升到50.09%；县医院、乡镇卫生院占卫生费用比重均有明显下降，特别是乡镇卫生院所占比重从10.62%逐年下降到6.26%。

    而从财务体制上看，政府向医疗机构的卫生资金分配通常以单位的需要为标准，而非具体项目需要，这样加深了资金运行体制的问题。

    “面对这样的总费用流向，一方面要继续提高总费用水平，这是个发展概念，当然政府、社会和个人承担比例应该更合理；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不从整体医疗卫生体制上根本解决，就无法扭转这样的不合理资金流向。”一位研究者对记者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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